学习《塘约道路》，有几个方面的深刻体会。一方面是理性的回归。农村需要重建，如《塘约道路》的作者王宏甲老师所说：需要重建的岂止是广大的乡村，岂止是道路、房舍。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理想，世道人心、公序良俗、民主法治都需要重建。物质匮乏，不怕。精神和公义缺失才可怕。今天的贫困村，我们说的贫困，主要是以经济指标来衡定，人文指标却没有引起重视。塘约实践，重新唤起农村的念想，我们的乡愁。塘约实践，让我们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景与未来。为了生活，许多人一出去就是十多年，有的甚至几十年，尽管我们呆在城市，但我们所建设的城市却不属于我们，我们始终不是主人。然而，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父母没有得到很好赡养，我们找不到来时的路，我们的家在何方，我们的根在何方，我们在为谁奋斗?另一方面是终极的道路。
面对贫困“硬骨头”，也有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畏难情绪，甚至有的对困难和问题无计可施、一筹莫展。塘约村穷则思变，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带领全村跃入小康村行列的成功做法，为农村的脱贫致富蹚出了一条新路，为各地扶贫攻坚做出了示范。塘约村之所以能够攻破碉堡，实现了从省级二级贫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跨越，其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以党的建设为抓手，干群齐心、同心协力，从而一举拔掉了“穷根”、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塘约道路》受人民出版社重视，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研讨会。猛然看到这样的新闻，笔者感到很惊讶。惊讶主要源于“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字眼，这可都是“高大上”的标志性存在。因为，在中国出版领域，人民出版社的权威路人皆知;而在国人心中，人民大会堂更是神圣的殿堂。当它们一起和新书《塘约道路》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普通人不感到惊讶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们会本能地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本新书凭什么值得人民出版社如此重视?虽然本书作者王宏甲是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电视总撰稿人，但这绝非关键原因所在，作为当代文学家、著名学者的王宏甲，其作品很多，凭什么只有《塘约道路》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研讨会?很明显，作品本身才是最关键的原因。
众所周知，关心中国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关心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农村是孕育中国悠久而灿烂文化的摇篮，也是培育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的地方。当前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惊心动魄的变革。如今，不仅政府关注农村，各种资本也在关注农村。可以说，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依然与当代中国青年的眼界、智识、成长、情志密切相关。而新书《塘约道路》，就是一本关于农村命运和农民状况的纪实作品。
《塘约道路》主要写塘约村农民自十八大以来在基层的探索实践，它不同于小岗村，也有别于华西村，它吸收了新中国诞生以来，包括改革开放至今的经验和成就，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人民出版社高度重视这本书，显然是希望通过宣传塘约村的改革探索，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塘约村”这个“小世界”，透过这个“小世界”主动思考国家发展前景，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共产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是当前农村改革中关系全局的两件大事，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近年来，作为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曾经的贫困村，塘约村围绕“三权”+党建+扶贫+产业+金融发展思路，切实抓牢“确权”这个基础，抓好“赋权”这个关键，抓实“易权”这个核心，同步推进农村产权“七权”确权登记颁证，探索实施“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农村改革促小康的蝶变之路。
塘约村通过深入开展“三权”工作，形成了对“三变”的良性促动，改变了农村“386199”部队历史状况，推动了农村生产方式由分散式向集中规模化生产方式转变，真正让农民重回土地、立足土地、依靠土地发展，让土地更加集中、生产更加集约、效益更加凸显，实现了从国家级二类贫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嬗变，初步实现“率先小康、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成为引领当地农村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样板。
正如作者在本书“导言”中所说：“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塘约道路不仅仅是一个迅速脱贫的故事，塘约的变化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高度统一是当今所迫切需要的。这是在基层筑牢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走一条使每一个农民的切身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的同步小康的道路。”而这，也正是人民出版社重视《塘约道路》一书的出版发行，并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研讨会的原因和意义所在。
海，昨天退去。
出现在眼前的山，从天上俯瞰，宛若无数远古征战的帐篷安扎在大地。它不像太行山、神农架或者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连绵不绝，多是一座一座平地而起。好像有一只上帝之手，曾经在这里做游戏，造了这么多小山峰。
这里的山，便是两亿年前海底世界的景观。在这些高度差别不大的群山之间，曾经有许多海底生物在“山”与“山”之间游弋，是两亿年前海底的自然力量造就了这里特有的群山。
我们今天所说的青藏高原，就在那时候出生。它曾是远古的浅海低陆，距今约二三百万年前开始大幅度隆起，形成今天的“世界屋脊”。最后露出水面的这片海底世界，因无数小山峰耸立于斯，便成为当今中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这里是贵州。我没有想过，工业发展滞后的贵州能在信息时代为全国提供什么经验，但是，现在这远山深土是如此生动地教育了我，令我不得不重新审视眼前的世界。
从2014年那一场洪灾让乐平镇塘约村的村民们拧在了一起，在村支书左文学的带领下，塘约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明星村。塘约道路也成了各地纷纷效仿的小康模式，学习塘约模式、塘约道路成了热潮，但是塘约道路究竟是何，我有如下几点看法：
塘约发展的基础与关键是党与人(村民)，管好人，治好党，之后才是发展。
第一，管好人。为规范村风民约，塘约村党支部在广泛征求村民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从塘约村实际的村情民情出发制定了塘约村“红九条”和塘约村村规民约。用白纸黑字规定了塘约村村民的言行举止，一时间村风、民风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二，治好党。塘约党总支对全体党员实行“驾照式”管理，用扣分来规范党员的言行。对村干部也实行扣分制管理，能者居之。同时，积极发展年轻党员，培养后备干部，保证党组织活力。
第三，强发展。管好人、治好党之后就是发展了。塘约村“三权”促“三变”，厘清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的财产界限，实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裂，为农村产权交易打下基础，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通过一系列的发展塘约村从一个国家二类贫困村，摇身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明星村，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考察团到塘约进行考察，学习经验。
近日，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在京举办塘约基层建设经验座谈会暨《塘约道路》研讨会。
农村如何脱贫？农村基层党支部该发挥怎样的带头作用？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撰写的《塘约道路》（人民出版社出版），叙述了贵州安顺平坝区塘约村，在一场大洪水洗劫了这个村庄后，大家投票选择了土地确权入股的股份制合作社的模式，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规模化的运输、装修、种菜，还用“全村酒席统一办理”来正村风。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人均收入从2014年不到4000元，提升到2023年的1003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万元增加到170万元。外出打工的人们纷纷返回家乡，塘约不再是“空壳村”，人们充满希望地劳动着，实现了从省级二级贫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华丽转身。《塘约道路》感情真挚、有血有肉，语言质朴，内容更是发人深省，深具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中国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说，这篇报告文学，树立了一个中国当代扶贫攻坚的典型，让人震撼思考。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必须牢牢掌握在手中，给人民以希望。塘约的脱贫是扎实的、没有水分的真正脱贫。
中央党校教授徐祥临认为，塘约达到了土地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的利益统一。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应该明确承包制的必要性，塘约是在承包基础上的推进、完善，不是简单地重回集体化。专业化生产才能让农业领域充分就业。
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守英教授表示，塘约经验一是对农民和集体关系的变革。过去的集体制是模糊产权界定，这里是全面的产权确定；二是对公与私问题的触及，承包制解决的个人利益，但集体公有财产的归属没有顾及；三是产业分工合作，规模扩大，具备发展前景；四是村治和党支部的关系，新的村规民约，结合了传统的村治和共产党的管理，值得关注。
总之，研讨《塘约道路》，更要读懂其给我们带来的“双重启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善于思考和总结、从一些典型事例中汲取经验教训，就一定能够更好地促进和推动工作、讲好中国故事，实现经济发展和文艺创作的双赢。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塘约村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典型的山区村庄，三年前还是贫困村，但短短三年时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不到4000元提升到2023年的1003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万元提高到2023年的202.45万元，实现了从贫困村向“小康示范村”的华丽嬗变，为农村脱贫打造出了“塘约样板”，被学者誉为“塘约道路”。
事实上，安顺市的农村改革，一直走在前列，早在30多年前，我的家乡关岭自治县顶云公社十六个生产队冲破思想束缚，大胆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道率先闯开“包产到户”的禁地，深刻推进了农村土地产权改革，丰富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内涵，激发了农村土地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奏响了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30多年后，和我国大多数农村一样，顶云社区解决了温饱，却还不够富裕。
新时期的“塘约道路”，成为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实践的缩影。2014年，塘约村拉开改革的序幕，率先成立村级土地流转中心，建立农村产权确权信息管理平台，对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农地集体财产权“七权”叠加一并进行确权登记，明晰了农村产权“身份证”，让农民把产权“揣”在兜里，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为农村产权交易打下基础，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参社入股，村里把利润分成讲得透亮:合作社30%，村集体30%，村民40%。
在读了《塘约道路》后，我选了一个周末，约上一群小伙伴，来到了塘约，村寨被雨水洗刷得干干净净。在塘约村本部，我看到了很好的道路、很好的广场、看上去很好很新的村民住宅，以及一些人家停在门前空地上的小汽车、大汽车……我确实很难相信，仅仅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二级贫困村，一个“空壳村”。只有被刻意保留下来的几栋简陋、破败的小房子，还能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塘约两年前的模样，那是它留给今天和未来的一个见证。刚刚摆脱贫困的塘约，的确已呈现出一种令人振奋的气象。这种气象不仅仅表现在村容村貌和农民的生活生计迅速得到改善，更表现在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表现为村风民风的健康清新。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一种主人翁的心态。他们以这种心态从事不同的劳动，关心村里、社里的集体事务，不拿一分钱也踊跃参与筑路、修桥、拓宽河道;同时相当用心地对所有的干部和党员行使自己的监督权、评价权、“罢免”权。比较很多地方的农民，他们拥有更多、更实际的民主权利。
乡村是需要民主的。我不敢说塘约村民已经实现了当家作主，但我相信，这正是塘约道路最重要的目标和方向。要是真能实现中国农民当家作主的愿望，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壮丽景象!
《塘约道路》的成功经验是否可以复制?笔者认为虽然不能照搬照抄，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攻坚，其中很多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
第一个体会：“塘约”实质上是一个与群众签订的，由党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带头、群众响应，凝心聚力苦干实干、砥砺前行谋求发展的约定。‘’
在《塘约道路》这本书中，建立农村合作社进行土地确权流转的实践经验，为农村党组织重新引领农村经济发展，农村党员重新成为农村发展核心提供了一个成功典范。塘约村行政的六大机构的一把手全部都是党员，而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等一系列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广大基层党组织能不能担当历史重任，整合资源、团结人心、统筹各方，带领群众完成好各项目标任务，是对我们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实实在在的考验。可能发展的道路有千万条、面临的困难有千万种，但发展农村经济、带领农民共富的重任，我们广大农村党组织必须当仁不让“一肩挑”，广大基层党员也必须勇挑重担，首当其冲。
第二个体会：“道路”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农村基层民主之路的本质应该以村民为主体，突出两委主导作用和上级党组织保驾护航作用，以村规民约促成村级协同共治。
在新常态背景下，“基层发展、村级事务管理、民生服务”对基层管理、治理提出了新需求，推进协同共治很必要、很重要。村规民约，作为一村中全体村民共同制订、共同遵守的自治性行为规范，它是一种集体契约，是一种集体意志的明文化、规范化，是推动协同共治的有力抓手。《塘约道路》中“红九条”“黑名单”等维护着塘约的道德底线，是在中国社会最基层重建乡村规范和重建良好民风，以此来优化协同共治、引领基层发展。这也正体现了村民共治的精神内涵：村民共治是对村民自治的演化和进步，通过真正讲求人民民主，即实现村民自治，也实现村民共治共享。
第三个体会：基层党组织既是深化改革的“先锋官”，也是保持稳定的“稳压器”。越是在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越是需要基层党组织成为落实党的组织制度的“战斗堡垒”，坚守底线、化解矛盾、促进发展。
书中，塘约村书记左文学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党支部建设，而重中之重是党员的思想建设。“三会一课”制度在塘约雷打不动，周工作例会制度也坚持得十分到位。塘约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生机勃勃、坚强有力，才能在各种严峻形势面前，经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党的执政地位才会固若磐石。左文学还提到了“四个好”：选好一个路子，建好一个班子，带好一支队伍，用好一套政策，在村党支部建设层面理解的话就是首先确定符合实际、大胆创新的发展理念和坚持原则底线的政治路线;发挥干部决定性因素的作用，选好村级发展和执行上级决定的领头羊，配强配全支村两委班子;严格规范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在村务、党务、财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学习党的理论政策和先进的发展理念，活学活用，做到既坚持原则不变通，又灵活掌握促进和谐发展。
学习塘约道路，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对当前农村发展、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也有一些思考。一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近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突飞猛进，包产到户在之初带来的农村经济活力每况愈下，大多数农民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自谋生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或者说“小生产在大市场面前的弱势”得不到转变，组织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农村人口老龄化、农业发展副业化问题日益凸显。“穷则思变”，农村作为当前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改革势在必行。二是农民重组迫在眉睫。塘约村探索实施“村社一体、合股联营”发展路径，以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重新有效组织起来，进一步激活了农村自然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极大程度地释放了改革红利。大方县凤山乡自去年年初开始推行的“村社共建、产社共融”模式，也是通过农村三变，重新组织农民，构建农村“利益命运共同体”。三是产业发展刻不容缓。无论是此前提出的“三权”分置还是塘约实施的“七权同确”，无异于是农村改革的“深水区”，更是农村供给侧改革和农业产业发展能否成功的核心。
立足实际选产业，抓住特色建基地，始终把产业扶贫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扶贫开发整体效果的重要抓手。抢抓供给侧改革机遇，以产业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协调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优化组合各种资源要素，以产业发展助推农村改革和发展。四是农村治理不能怠慢。当前的农村工作，必须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农村综合治理，达到共同促进的作用。塘约的“红九条”、全村酒席统一办理等等一系列村民自治措施，为塘约推进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
学习实践塘约村“党支部管全村、村民管党员干部”的经验，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塘约村党总支统领下的行政组织有村委会、合作社、老年协会、妇女创业联合会、产权改革办、红白酒席理事会6个机构，6个机构一把手都是党总支委员，确保党支部建到协会和专业队伍(公司)，强化了党组织对全村的管理和领导核心作用。本人认为，坚持党建引领发展，必须从最基层抓起，使最基层的组织、细胞和普通党员强化在党忧党、在党言党、在党为党的意识，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学习实践塘约村“‘红9条’村规”治“出文明新风”的经验，激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内生动力。
塘约村把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利器，将滥办酒席、不讲诚信、不赡养父母等不文明、不诚信、不道德的行为写进村规民约，编制塘约村“红9条”制度，凡违反“红9条”规定的村民一律纳入“黑名单”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管理，考察期内取消享有的荣誉称号及部分优惠政策，考察合格后方可退出“黑名单”。本人认为，农村的脱贫攻坚、致富奔小康，除了抓好抓实产业扶贫、基础设施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硬件外，还必须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想脱贫、能致富、谋发展的内生动力，发挥他们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凝聚正能量，消除负能量，才能凝心聚力、形成合力实现小康梦。
《塘约道路》这本书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记述了贵州省安顺市塘约行政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将一个遭遇大洪水灾难、濒临绝境的山村的村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合作社的故事。塘约道路为农村扶贫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经验;为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个成功的范例，为三农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为农村未来建设开辟了一个新的路标。
2014年百年不遇的洪水席卷了塘约的村庄。濒临绝境，塘约的村民们却选择了一条组织起来的道路: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建立起“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新型集体组织。由此，塘约从灾难中贫困中崛起。灾后两年，塘约从一个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变成拥有200万资产、吸引90%的村民返乡安居乐业的集体化村庄。放眼中国，太多的村庄遭遇留守、空巢的孤寂，随着生产和生活开支的无情上涨，还有相当的村民陷入增收难脱贫的困境。
作者在书中贯穿了一个观点：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过去我们在扶贫工作中为了追求扶贫资金的经济效益，往往要求农民有了项目才可以争取到扶贫资金，结果是扶了村里的强者，漠视了村里的贫困者，这就违背了扶贫工作的初衷。而扶持村集体，集体才有能力帮助贫困村民脱困致富。扶贫工作才能落实到根子上。农民有了集体组织依靠，才能制度性地得到政府扶贫工作带来的实惠，扶贫工作也才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长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