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1979年春天，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过去，由于缺乏特效药物，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歧视和偏见，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
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
李桓英听闻，十分着急，亲自上门送药，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饭捧起就吃。时间一长，寨子里的村民都传：“村寨来了个女医生，不怕麻风!”
“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我走遍世界，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
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甚至，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李桓英不怕脏，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
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在她的努力下，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1990年的泼水节，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作为一个行政村，被正式划入勐仑镇，李桓英为它取名为“曼南醒”，意思为“新生的山寨”。这一天，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
1998年，李桓英在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结束后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近日，媒体报道了李桓英的事迹。李桓英放弃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聘任，几经周折回到祖国工作，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治愈了国内万余例麻风病患者。直到现在，98岁高龄的李桓英仍奋战在麻风病课题研究的一线。为了国家的抗麻风事业，她放弃了国外定居与家人相伴的机会，在云南艰苦环境中工作多年，甚至多次遭遇车祸、骨折。回顾自己的选择时，李桓英却说：“下乡我从来不叫苦，翻车我也不叫苦，生活是自己找的，但是(我)也从中得到了满足。”李桓英的一生是幸福的，我们组工干部们也是如此。
都知道组工干部的辛苦，选择了组织工作，就是选择了寂寞清苦和夜以继日，但是也选择了另一种幸福。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答案各异。我们不妨细细品味李桓英式的幸福，或许会有一番新的收获。
组工干部，就是要在“钉钉子”中创造李桓英式幸福。李桓英一次次翻山越岭走进麻风村，将毕生精力投入到防治麻风病的事业之中，多次车祸伤了筋骨，却没有挫伤她的工作干劲，她在别人不敢问津的领域独辟蹊径，锲而不舍地开展新研究，最终帮助中国走出了麻风病时代。木匠钉钉子看似简单，可实际操作中，眼中分寸的掌控、手上力度的把握、心里韧劲的坚持，都需要夜以继日的努力。我们组工干部，要具备“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对于工作中遇到的难题，应想方设法迎难而上，一锤一锤接着敲，一点一点接着学，一件一件接着做，在钻研的过程中感受自我的成长，在“钉钉子”的过程创造幸福。
组工干部，就是要在“啃硬骨头”中守护李桓英式幸福。98岁高龄的李桓英定下了一个目标，要工作到100岁：“不愿意这两年白活着，我愿意尽我所能。白坐在家里看小说、看电视，也是浪费。不如用你有生之年，做点更有意义的事。”“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树立奋斗意识，就是要求我们组工干部要做到敢为人先，敢于拼搏，敢于啃“硬骨头”，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锐气作风，始终保持积极作为、勇往无前的拼搏干劲，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劲，以更高更严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忍不拔，迎难而上，顺应新时代大势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用汗水写担当，用奋斗换幸福。
组工干部，就是要在“学雷锋”中体悟李桓英式幸福。李桓英说，“要把我最好的年代，奉献给祖国。”98岁的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再回到她曾经战斗过的云南。她心里牵挂着那些治愈的麻风病人，更惦记着尚未的麻风病发病机制。可以说，她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抗麻风事业，为人民服务是她最大的幸福，这不由让我们想到了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实质和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当代雷锋郭明义对于自己的幸福观有过这样的表述：“每做一件好事，就有一股幸福感涌上心头，越做越有劲!”我们组工干部学雷锋不仅仅是学他做好事，更要把握好无私奉献的精神内涵，在无私奉献的过程中体悟这种幸福。对我们组工干部来说，无私奉献不是一种强迫而是一份自觉，不是一次作秀而是一生践行，是源自内心深处的自觉追求。所以工作即便劳累，但奉献的果实却是醇美甘甜的，幸福感的获得就在这里，个人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在这里。
8月17日，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来了100周岁生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简朴的仪式，为老人庆贺生日。面对鲜花和，老人默默许下心愿：“愿人类早日消灭麻风病，愿天下再无麻风病!”
李桓英，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她选用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并在全球推广，让数万名麻风病人重获新生。她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全球麻风病防治事业，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李桓英，1921年8月17日出生于北京。1945年，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1946年，前往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微生物学系助理研究员。
1950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李桓英因成绩优异，被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推荐担任世卫组织首批官员。任职7年间，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地区，为遏制传染病蔓延作出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1957年，在李桓英工作期满时，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然而，李桓英亲眼看到不少国家由于贫穷而导致疾病流行，深感新中国更需要自己。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杂志上看到过钱学森的名字，当听到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了很深的触动。作为中国人，我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李桓英回忆说。
当时，李桓英全家已移居美国，父母兄妹都希望她留在美国。但是，她婉言谢绝了世卫组织的邀请，瞒着家人，只身一人绕道伦敦，几经周折，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这一年，她37岁。
从此，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风雨交加，她都无怨无悔;无数次的亲情召唤，都不能改变她报效祖国的决心……
李桓英说：“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1978年底，李桓英调入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时任所长钟惠澜院士让李桓英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由世卫组织资助考察，其中包括访问美国等6个国家的麻风病中心。
1980年，李桓英来到美国，为父母扫墓，并与弟弟妹妹团聚。这一次，她又坚定地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医疗成果后，李桓英如约返回祖国。
“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就决不回头。”李桓英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在中国。离开了祖国，我的人生还有何价值?”
李桓英认为，自己一生最正确的选择就是能够回到祖国、报效祖国。她说：“我在国外跑了那么多国家，漂来漂去，就像浮萍似的，没有根。你要做事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她的赤诚爱国之心。
经常听到这句话：比你优秀的人都在努力、比你年龄大的人都在奋斗，你凭什么不努力?是的，努力的人太多，98岁的“上班族”李桓英，在93岁才办理退休手续，但不愿离开岗位、放弃事业，98岁的毅然选择继续回到单位当起“上班族”。李桓英说“我不愿这两年白活着，我愿竭我所能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我要努力工作到100岁”。是什么让鲐背期颐，迟暮之年的李桓英毅然回到工作岗位，我想这就是深深根植于她内心的那份责任、使命与担当，催促着他努力、奋进、坚持。而作为年轻的基层党员干部，我们不应该向其学习吗，我们不应该学习她那一份决心和毅力吗。
基层岗位是平凡的，也是亮丽的。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有些也许在平凡的岗位上度过了一年又一年，觉得升职无望，已经厌倦了这样的工作，开始存在懈怠、得过且过的心理了。但是我想说，在大千世界，平凡的岗位数不胜数、环卫工人几十年如一日的打扫城市环境卫生，他(她)们是平凡的，确也是亮丽的，因为他(她)们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元素;教师也是平凡的，几十年如一日的重复课本上的内容，面对的群体也是单一的，但是他(她)们却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他(她)们成立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基层党员干部每天面对的是人民群众，是平凡的，确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作为基层党员干部，我们要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奋斗，我们要干好自己的本质工作，要坚守自己的初心，要时刻回想自己最初进入这个岗位的那一份执着与坚持。是的，在一个岗位干一年容易，可是在一个岗位干几十年缺不简单。我们需要的是年轻人那一份冲劲，更需要有成年人的一份淡定，变化的是我们的年龄，而不变的是我们的心态和初心。努力是基层党员干部最需要的工作态度，所谓活到老，学到老，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我们来到这个世上，而在于我们走过的路程，如何体现我们生命的价值，这才是关键。作为基层的年轻干部，只有当我们在自己的岗位努力奋斗，为群众干事，就算岗位在平凡，它终将会绽放光彩，基层干部们，努力起来吧。
“这个奖是我碰巧‘撞’上的”
和李桓英老师的初次见面，约在了她位于友谊医院热带医学研究所的办公室。当时，在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子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伏案认真研读一摞英文文献。一时间，记者很难把眼前这个衣着朴素的耄耋老人和享誉世界的麻风病专家李桓英联系在一起。直到老人抬起头，中气十足地问道：“你是记者吧?有什么问题就问吧。”
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除了靠在门口的一根拐杖和桌子上的一个玻璃杯是李老师的私人物品外，其他空间全都被各种各样的资料文件所“挤占”。记者注意到，在书架下几有个透明的大整理箱，其中一个箱子里塞满了各种证书和奖状，被堆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唯独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的奖状被端正地挂在墙上。
面对无数荣誉，这个与麻风病菌打交道数十载，一生治愈了上万名麻风病人的老人，却始终保持着一颗淡然的心。“这个奖是我碰巧‘撞’上的。”看着墙上的奖状，李桓英笑着说，当年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刚好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在最有效的时间里取得了最大的治疗效果。“没有这些机遇，也就没有这个奖。”
如今，已经年近九旬的李桓英依然保持着年轻时的工作习惯，每天清晨就来到办公室，先看看国际上最近的麻风病文献，再指导研究人员做实验，中午累了就在办公桌旁一个简陋的单人沙发里靠一会儿。
“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
在全世界实施联合化疗10余年后，原麻风病高流行的国家或地区，新病人发现下降缓慢。我国的云、贵、川三省，尽管患病率有所下降，但仍占全国的半数。“当前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很多病人因此而躲进山沟里，贻误了治疗。”李桓英忧心地说，“现在，我国每年仍有1500多例麻风病新发病例，其中有近30%的人在发现时已经造成残疾了。”
2007年4月，热研所麻风室接诊了一位来自河南新蔡县的麻风病患者马强，他生长在一个麻风病高发家庭，家里有5人患麻风病。由于延误治疗长达10余年之久，病情已造成家中多名患者发生爪形手、垂足等不可逆残疾。为了争取解除病人疾苦，保护患者免于歧视，热研所在李桓英教授的带领下无条件地接收了这一家五口患者在京的免费治疗。一次，这一家人来到热研所复诊时，李桓英看到患者的手已溃烂感染，并得知一家人生活艰难窘迫后，着急又心疼，当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作为生活补助捐给他们。同时还将自己的拐棍送给马强，不断叮嘱他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李桓英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社会对麻风病的歧视，不断向人们证明：麻风病是可治之症，麻风病人并不可怕。
“我从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如今，李桓英教授年岁已高了，虽然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常年战斗在防麻第一线，但她仍然坚持每年到麻风村调研。用她自己的话说，“现在我虽已耄耋之年，但仍精力充沛，只要不是工作的累赘，就应该为消除麻风瘟神而奋斗。”
本世纪以来，云南省发现数又占我国年总发现数的四分之一。红河州地势山峦起伏，53%为少数民族，多为哈尼族和彝族，居住分散，发现工作极为不便。为了促进麻风病的早期发现，防止残疾发生，李桓英又开始计划对新确诊麻风患者及其家内接触者血清学诊断研究。
今年2月6日，88岁高龄的李桓英亲自率队再赴云南3县，行程2000多公里，深入到麻风病村现场，挨家挨户给全村村民体检和取血，开展调查研究。
这究竟是李桓英第多少次走进麻风村?连老人自己都记不清了。曾经数次翻车、翻船的遇险经历，膝关节膑骨软化手术后需拐杖行走的困难，都没能挡住这位老人的足迹走遍云贵川17个地州、59个县的麻风病高发区。
对此，老人只是朴实而坚定地説：“人就应该带着目标去学习和工作，确定了一个方向，就应该胸有成竹地走下去，无论途中遇到多少困难。这么多年来，我从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