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就是国家，“小”家就是彭士禄的家庭。彭士禄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自己的夫人有三个：一是核动力，二是烟酒茶，三是自己的妻子马淑英。1965年，中国核潜艇工程上马时，彭士禄为了工作特地从北京迁到四川。4年后，妻子马淑英也迁到四川。马淑英当年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分配在北京化工大学教化学，她讲课讲得好，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当她要跟随彭士禄去四川时，学生们很舍不得，很多学生都来给她送行。来到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后，马淑英便正式转行参与到基地建设工作上来。1971年，因为工作需要，彭士禄再一次搬到武汉任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所(现719所)副所长兼副总工程师，任职到1973年5月。20世纪80年代主持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工作时期，他更是常驻广州，几个月才能借回京汇报工作之机回家探望一下。彭士禄80高龄时还在视察核电站的建设工作，经常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年事已高的他并没有在家享受生活，依然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依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出差，很少能见到家人。对此，孙女彭瑶很有意见。彭士禄每天回来时都是深夜，孙女已经睡着了，而每天早上孙女醒来时，彭士禄却又出去了。为此，孙女跟他还签了一份书，大意是如果彭士禄能准时回家的话可奖励啤酒。
队员们说，吴天一在高寒地带开展科研工作的拼搏精神和献身精神，曾令外国专家钦佩不已。
那是1990年夏，中外科学家携手组建“阿尼玛卿雪山联合登山队”。海拔6282米的阿尼玛卿雪山位于青海南部，以其海拔高、地形复杂、气温低、风力大、紫外线照射强，气候多变等特点，为高山环境生理研究提供了完备条件。此次登山目的之一就是考察人在徒步急进登山状态下的复合反应。
在海拔5000米进行高山生理实验10天后，外方医疗队员因为出现急性高原反应停下了脚步。而同样出现高原反应的12名中方队员，在队长吴天一的率领下却一直攀登至5600米高度，并建立了实验站，完成了一周的科学考察。此次考察结果———《人在特高海拔的生理研究》论文在国际高原医学界引起轰动，为我国赢得一项特别贡献奖。
在高原医学研究中，吴天一不仅是勇者，更是一位智者。他极富语言天赋，精通英语、俄语，且与藏胞交谈不用翻译。陪同外宾访问时，他地道的英语令美国科技参赞惊诧不已。
掌握多种语言，赋予他登上世界舞台的阶梯。他第一个向世人介绍高原肺水肿和成人高原心脏病。他将险境中求得的数以万计的科学数据，撰写成100多篇论文。其中，《我国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获最佳高原适应性》一文，荣获世界高原医学界认可。《高原病命名与分型》等论文被国际低氧学术研讨会多次引用，并收录于国际科技资料数据库。
年过八旬的吴天一仍带着心脏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开展科研工作。他直言，高原医学研究的“无限风光”在崇山峻岭之间，只要事业需要，他将随时背起行囊奔赴险峰。
海胜归来，雄鹰返乡，英姿飒爽处，争睹争睹，满城尽说聂英雄。
当选湖北日报形象人物的我省枣阳籍航天英雄聂海胜回归故里，出席颁证典礼。两天来，英杰所到之处，万众瞩目，成了街巷啧啧夸赞的焦点人物，又掀起一阵“聂旋风”!
有一种追逐总是让人翘首，有一种标杆总是让人仰望，有一种楷模总是让人致敬，有一种精神总是让人激昂。
这是因为，以聂海胜为代表的优秀荆楚儿女身上的责任、理性、坚毅的光芒，指引着普通人前行的方向，榜样让人找到向上的力量，因而显得备加亲切可感。
京剧宗师谭鑫培出自江夏，武音大三学子两度用音符打动央视，武钢撑起北京鸟巢，“武汉舰”护航索马里……
为什么这些“传奇”总是让我们津津乐道?并不是名人效应让我们有攀附的世俗，也不是要拿他人的成就为自己脸上贴金。
是因为这类“湖北造”的人杰，根植于荆楚的地灵。历历在目的，是他们曾跟我们一起奔跑在田野上的身影;历历可数的，是他们从我们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物中脱颖而延伸出去的攀爬足印。
他们的伟大，他们的神奇，都所来有本。父老兄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没有丝毫“如隔云端”的缥缈。因为“水有源，木有根”，他们成长的经历，是荆楚人民握在手中的育才母本，顺着他们走过的路，可以孵出新的希望、复制新的成功。
他们在璀灿之前，也是平凡的，从小草长成大树，从小鸭变成天鹅，是因为付出更多。
聂海胜也好，其他荆楚骄傲也好，总是让我们不知疲倦，常见常新，就是因为身边熟悉的风景有着借鉴的便利，激励着荆楚子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曾跟大家一样生在这块土地长在这块土地，他们能之，后生亦能之!
这就是聂海胜让人欢呼的意义吧。惟楚有才，英杰辈出，愿我楚天，星光更多。
8月1日，是一个让国人热血沸腾的日子。
所有的焦点，都聚集在一个黄种人身上——苏炳添。他是我们亚洲之光，是国人的骄傲，是我们中山人的优秀代表。
在8月1日东京奥运会田径男子百米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83秒的成绩获得小组第一顺利晋级决赛，并打破亚洲纪录，他也成为了首位闯进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中国人。在决赛中，中国选手苏炳添以9.98秒的成绩获得第六，他再一次创造了历史。
整个过程，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守在屏幕前，屏住呼吸，紧盯着那张被黑色、白色皮肤人种包围着的面孔，紧盯着那双充满坚毅和信心的眼睛!虽然最终决赛没有拿到奖牌，可是，以32岁的运动员之高龄，以9.83秒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两次进入10秒大关，已让世界万般惊叹，国人无比沸腾。
苏炳添是广东中山人，出生在古镇，是一个地道的广府仔，从他的身上，我们收获了太多太多。这个没有得到任何奖牌的运动员，却没有让大家感到失望和不快乐，反而是让我们很多人兴奋得一夜难眠。
首先，过程胜于结果，虽然喊了那么多年，但是这一次，却真切地被大家认同。虽然没有获得任何奖牌，但是苏炳添在赛场上拼尽全力、攥紧拳头，往前冲刺的镜头，他那胸前的红通通的“CHINA”，他那兴奋得大吼大叫的马步和表情……整个过程，都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黄种人身上的坚强与斗志，感受到了他为实现这个目标所付出的百倍艰辛与汗水，感受到了他圆梦之后的狂喜和欣慰!人民日报也在第一时间发表评论：致敬中国速度!不是夺得奖牌才值得庆贺，超越自我就能赢得尊崇!
1964年，我国开始研制歼8飞机，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
在研制中，顾诵芬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尾效率有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尚无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他带领设计部门与风洞试验单位联合攻关，在国内第一次创建了战斗机喷流影响试验方法，发现了喷流影响规律，该试验方法也成为后来确定发动机喷流影响的基本方法。
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虽然首飞成功，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大家看法不一，顾诵芬大胆地提出通过观察歼8飞机飞行中贴于后机身和尾翼上毛线条的扰动情况来对症下药，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歼8飞机后机身流场。
这对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而且因为姐夫黄志千就逝于空难，他们家有一个约定：不再乘坐飞机。试飞员鹿鸣东得知实情，感动地对顾诵芬说：“生死观的问题对我们飞行员来说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只要能排除抖振，你们就不要考虑我，怎么飞我都干。”顾诵芬决心已下，瞒着爱人，登上了试飞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
为观察清楚毛线条的扰动情况，两机的距离和间隔都在5米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是一种冒险。凭着他们足够的胆量和勇气，经过三次上天近距离观测，顾诵芬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终于找到问题症结，通过后期的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他和鹿鸣东也就此成为了无比亲密的战友。
顾诵芬主持攻克了跨音速抖振、方向舵嗡鸣等技术难题，圆满完成了歼8飞机研制任务，结束了我国歼击机完全依赖引进的历史。1985年，歼8飞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为获取特高海拔地区人类生理资料，1990年，吴天一组织中日联合医学考察队攀登坐落于青海省的阿尼玛卿山。
途中，日方科研人员遭遇了明显的高原反应，不得不中途放弃。而吴天一继续带领中方人员向上攀登，最终在5620米的特高海拔地区成功建立起高山实验室。此次科考成果丰硕，国际高山医学协会授予吴天一“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那些年，吴天一总在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他设计了一座高低压氧舱，是全球首个可模拟上至高空1.2万米、下至水下30米环境的综合氧舱。第一次人体实验谁来做?“我是设计师，我进!”实验中，由于气压变化过快，吴天一右耳“嘭”的一声，鼓膜被击穿了。
1992年，这座国产高低压综合氧舱启用揭牌仪式上，吴天一登台致辞，只字未提奉献和付出，而是即兴引用了一句毛泽东同志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从事田野调查多年，在强烈的紫外线影响下，吴天一40多岁时双眼就罹患白内障，后来做手术植入了人工晶体;跋涉广袤高原，数度遭遇车祸，全身有14处骨折，右大腿里至今还装着钢板……“不这么拼，怎么能攀上高原医学的山峰?”吴天一说。
年事渐高，吴天一前些年装上了心脏起搏器。“挺好，有了它，我还要继续跟高原病较劲，较一辈子劲。”如今，吴天一仍在登攀。
他是野外调查的“特种兵”，是征服高峰的“攀登者”，他更是我国高原医学事业的“拓荒者”，他就是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原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这位胸前佩戴着“七一勋章”的长者，曾经的风华正茂蜕变为如今的淡定从容。从医一甲子，吴天一始终践行着党和国家交付的重托。
上世纪50年代末，响应祖国支边号召，大批青年扶老携幼举家西迁，满腔热血倾注西北建设，23岁的吴天一就在此之列。碧空如洗的皑皑雪域令支边青年着迷，然而随着缺氧、乏力、头痛欲裂等高原反应接连出现，有的人患了严重疾病，甚至牺牲了生命。
作为一名内科军医，吴天一为此忧心忡忡。经长期研究，他认定这是一种高寒低氧环境的特发性疾病。要开发、建设世界屋脊，势必探明人体在如此极端气候下的生理适应规律，找寻到抵抗高原病的应对之策。自此，吴天一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高原医学研究事业。
高原医学研究与一般的医学研究不同，它的实验室不仅在室内，更在风云多变、险象环生的万仞高山之中。吴天一一面克服头痛、胸闷、失眠、腹泻和呕吐等自身的高山反应，一面频繁出入高寒地带，住帐篷、吃冰馍、吞雪水，他和战友们每次闯入“生命禁区”都成了“钻死神空子”的人。
其中有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惊险的一次是1982年开展大规模高原人群普查的途中，吴天一乘坐吉普车行至橡皮山时，因山体陡峻、路面湿滑，吉普车发生侧翻，跌落近300米，他和司机血流满面，幸而大难不死。“作为高原医学人，没有献身精神，哪能获取一线科研资料?”事后吴天一回忆说。
还有一次车祸，令他左肋四根肋骨骨折，其中一根险些戳入心脏。“骨折确是痛苦，但人的骨头再生能力很强，你看我站得多稳。”吴天一不以为然。
得知自己获得“七一勋章”，吴天一不禁想起15年前的那一天：20__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作为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高原生理专家组组长，吴天一曾数次带队奔波于青藏铁路沿线，研究确定了一整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推动工程全线配置了17个制氧站、25个高压氧舱。5年里，14万人的筑路大军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连续高强度作业，没有一人因高原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14万人，当时人手一本高原病防护手册。手册上“吴天一”的名字，犹如“生命的保护神”。
20__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年逾古稀的吴天一请缨带领医疗队直奔灾区，奋战了整整7天。
扎根高原、悬壶济世，吴天一并未独行——1958年，他和同为医生的妻子携手奔赴青海，这一待已是六十三载。在二老的以身作则、家风熏陶下，女儿、外孙选择在西宁扎下了根，一家三代四人都在高原上从医。
今年春天，吴天一欣然应邀到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讲了。面对台下“00后”学子们的青春面庞，这位“80后”老人坚持站着讲演。讲稿是他自己写的，结束语为：“青藏人民正展开双臂迎接你，你的事业就在这里。”
这句对孩子们的殷殷，在吴天一心头，回响了一生。
20__年，西藏自治区墨脱公路通车的次年，当地群众听闻县上请来一位医术高超的“门巴族老大夫”，十里八乡的人们慕名求诊，甚至有骑马骑驴赶来的。
这位“门巴族老大夫”就是吴天一。墨脱通车后，他赴实地开展高原病调查，还很快学会用门巴语交流，以至被群众误以为是门巴族的大夫。
了解吴天一的人，都惊叹于他的语言才华：出生在塔吉克族家庭，读书时说得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大学修过俄语，到青海工作后自学成为“藏语通”，如今英语也不在话下。
上世纪80年代，吴天一曾主持一场大型田野调查，历时数年，到过青海、西藏、四川、甘肃等地的大部分高海拔乡镇牧村，收集到大量的临床资料，最终提出藏族已获得“最佳高原适应性”的论点，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型急、慢性高原病作出了科学系统研究，影响深远。
田野调查时，与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艰辛相比，吴天一更关注工作怎样得到藏族群众的认可和支持。过去由于文化差异，牧民们忌讳抽血化验，可吴天一有办法：穿戴上毡帽、皮袄、马靴，地道的藏语一出口，牧民就亲热地拉他坐进了帐篷。
能用娴熟的藏语沟通，得益于吴天一日积月累打下的底子。早在1958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他就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奔赴青海支援西北建设，初到高原就开始自学藏语，后又长期坚持练习。
为牧民罗松杂巴治病的事，时隔30多年，吴天一仍记忆犹新。
罗松杂巴的家在海拔4700米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秋智乡布甫村。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因患腿疾连帐篷门都迈不出。一番检查下来，吴天一确诊罗松杂巴患有关节炎，给他开了抗风湿药，还定下热敷、活动韧带等全套治疗方案。1个多月后，当田野调查团队再次途经此地，罗松杂巴站在帐篷外，带上儿子、孙子一同手捧哈达，等着献给“马背上的好曼巴(曼巴，藏语意为‘医生’)”。
田野调查也是大型义诊，具体惠及人数，吴天一没有特意统计过，“应该有上万名群众”。“那次，我和同事们骑马已走出很远，一回头，罗松杂巴家的大人小孩还在朝我们挥手……”回忆至此，吴天一掏出裤兜里的手帕，擦拭着湿润的眼眶。
“我们没有辜负这身白大褂，换来了藏族群众对科研的理解支持。”吴天一的论文，写在雪山草原上。
1984年，青海省成立全国唯一的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吴天一的才华在此充分施展。
牧民居住分散，又随季节变化游牧迁徙，有时数十公里才见一处帐篷，但吴天一告诉他的队员们，“为了准确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险因素，群体调研时一家也不能落，可能出问题的就在这一家。”
高原气候变化剧烈，刚才晴空万里，转眼就大雨如注。但这些从未让吴天一退却，他总说“我是塔吉克的好骑手。”高远难走的地方都是吴天一和他的乘骑冲在最前面。
数次历险，数次转危为安，吴天一的研究数据越积越多，不同海拔、不同民族、不同职业的数据都在几十万份。1981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感慨道：“我的成长和成功，都是国家给予我的，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
上世纪90年代，吴天一设计的大型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舱体上升可至海拔1.2万米，下降可至水下30米，对高原医学研究至关重要。但人体实验有风险，第一次由谁进舱?“我设计的，肯定我进。”吴天一毫不含糊。
进入舱内，压力逐步攀升，吴天一感受着每一阶段的身体反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操作人员在减压时让压力下降速度过快。骤然间，他头痛难耐，只听耳鼓膜“嘣”的一声，再就陷入无声。吴天一的鼓膜被击穿了!即使如此，长好了，再实验，又穿了，又长好了，前后四次，致使他的听力受损严重。
氧舱实验结果后在青藏铁路建设中派上大用场。吴天一提议在青藏铁路沿线建供氧站、高压氧舱，后被证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创造了14万筑路大军无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迹，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